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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 回复 16 【汇总】今天,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从反叛天才到浪漫导师,你为什么读王小波?
本主题由 管理员 约克管家 于 2017/4/10 21:40:20 执行 设置精华/取消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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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逝于创作力最好的年华,今天是他逝世二十周年。如今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作家,而是新一代网友眼中的“金句天才”。今天,你为什么读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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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逝世二十年:从反叛天才到浪漫导师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四十五岁,死于年华。明天即是他逝世二十周年。他生前以“沉默的大多数”自诩,警惕“喧嚣的话语圈子”。死后,“话语圈子”对他的纪念却沸腾了整整十年,且牵引了穿越二十年的王小波畅销史。

王小波的“身后之名”,是在归类贴标式的接纳、认同明晰的追捧、及其后数不胜数的致敬之作中迎来的——这多少淹没了王小波作品本身的独特与复杂性。

第一个十年里,人们先是惊呼一位过早陨落的天才,又忙不迭地为之附上“崇尚理性”、“自由主义分子”、小鲁迅”等近乎盖棺的封贴。自由主义与文化左翼,都争夺对王小波的诠释权。

第二个十年里,王式幽默早已作为话语套路席卷中文世界,成了段子手的标配。再往后,王小波又成为新一代网友眼中的“金句小王子”与“撩妹高手”。

王小波的接受史是个有趣的文化悖论,它映衬出中国90年代至今“历史的跑道”是如何转轨了。在记忆与遗忘的二十年间,“历史”悄然改写并被我们再度辨识。而在今天,或许是时候应该以阅读严肃作家的方式重读王小波了。

王小波二十年接受史

撰文 | 董牧孜

逝世后的第二个十年:“王小波式的生活方式”作为“接头暗号”

先从我们最近度过的年月讲起。

在《王小波画传》的前言中,李银河写道:“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神秘暗号可能的谜底,李银河认为是自由平等的精神、爱智慧、美的创造以及幽默感。相较“王小波门下走狗”的时代(第一个十年里“小波粉”的典型),在第二个十年里,暗号“王小波”的谜底却增添了新的意义。



被认为是书写“新中产”的都市剧《欢乐颂》。

“我最怀念大学到博士期间王小波式的生活,有趣的性爱,有趣的社交……”在2016年的国产热播剧《欢乐颂》中,男女主角围绕王小波展开过一段有趣的对话,展露出当下王小波阅读症候的某个侧面。

风流倜傥的中产帅哥赵医生因“渴望王小波式的有趣”,要求与“没文化”的“富二代”美少女曲筱绡分手。小曲大呼要下载王小波的所有文章补课学习,好以“王小波式的恋爱”再度追回心上人。

“王小波式的恋爱”,某种意义上与王小波作为“撩妹高手”的新形象相关。这又受到李银河的王小波话语权的影响。作为王小波生前的妻子与精神伴侣,这位言论引人注目、活跃在学界和大众之间的社会学家、性学者,始终主导着王小波作品的出版(再版)与宣传动向。其中,书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大受追捧,二者的情史备受瞩目,王小波的情书金句广为流传(比如“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去世廿年后,王小波荣升了网友的恋爱专家与浪漫导师。



《爱你就像爱生命》

作者:李银河 王小波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2月

“性爱”与“趣味”,始终是王小波小说和杂文写作的关键词。他以反讽与荒诞的幽默来处理一个肉体不自由、无趣化倾向蔓延的历史时期,令人吃惊而又痛快淋漓。在新的社会语境下,性爱与趣味的书写颠覆性不再,趋于寻常(冯唐为消除内心肿胀而作的泛滥文字或许便是一例)。此时作为“接头暗号”的王小波,顺势被新一代都市男女归为情趣生活方式的一种。

跨国白领精英安迪评价赵医生的“王小波情结”时,道出了个中关键:“臭文化人眼里的性感需要点儿文化点缀”。安迪所谓的臭文化人,与其说是80、90年代初那种对抗性的知识分子(也是王小波在90年代的媒体形象),不如说是更加典型的新世纪中产阶级:生活闲适、有文艺品味和知识修养。此处被视为文化点缀的,正是王小波其人(作为象征符号的本尊)其文所体现的知识性、趣味性和“特立独行”。

早有批评者指出,李银河所谓的“接头暗号”,更像是一张流行标签,将王小波所主张的特立独行,转化为一种可供模仿的“高雅的精神时尚”,以此来标榜自己文化上的自由与不俗——而这恰恰是王小波所批评的那种媚雅。

有意思的是,《欢乐颂》剧中的90后“中二代”关雎尔,虽与赵医生的音乐品味相仿,却对王小波表现出相对的疏离——非但不觉得作品有趣,反而是看不下去:“sex很多,很晦涩,年代也离我们太远”。



《爱你就像爱生命》中被整理出的“王小波式有趣恋爱”语录成为青年时尚。

虽是剧情所需,但在新一代的读者之中,此类观感大概不会使人太过意外。在趣味匮乏的时代讲求趣味,王小波使之坐落在革命与后革命的场景之内与连结之间。在他看来,“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相反,“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而今天,我们已进入趣味泛滥且公开叫卖的时代——对于趣味化商品的意识形态不但耳熟能详,而且是津津乐道了——被命名的“王小波式的生活方式”正是如此。

王小波在《红拂夜奔》的序中写道:“我以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在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我们或许可以重申他接下来要说的那句:“我正等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打开一本书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

前十年:作为神话的王小波

事实上,王小波作为中产阶级自我标榜的“接头暗号”,在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消费转型下已开始萌生。如果说近几年的接受史中,大放异彩的是“写情书的王小波”;那么,若将目光拉回到世纪之交,“写杂文的王小波”则要比“写小说的王小波”风头更健。

90年代的中国全面转向市场经济。这是文学开始丧失轰动效应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话语权逐步失落和让位的年代。奇妙的是,正是在这式微转折之下,王小波成了民间洪流所择定的文化英雄。他的杂文,被视为开辟了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他的小说亦率先流行于文学青年之间,并被《人民日报》冠名以“文坛外高手”。

王小波传记的作者、文学学者房伟考察了王小波去世后十年的形象接受境遇,指出是媒体与知识界共同塑造了王小波三重意义上的神话:文坛受难者神话、知识分子神话与中国文化神话。王小波世纪末的“非正常死亡”,曾引发其亲友、读者与媒体十分悲怆的纪念。但在此后的几年,这种纪念活动变得过于喧嚷嘈杂。文化场域内不同的话语力量,基于各自的立场与误读,改写着王小波的形象;而媒体通过“对抗性想象”制造文学消费热点,也重塑了自身的文化形象和话语权。



《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

作者:王毅

版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年8月

针对世纪之交令人着迷的王小波现象,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和文化左翼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解释。1998年,王毅主编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一书,率先将王小波拉入到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王毅认为,著名的“沉默的大多数”一说,是王小波面对专制时代的沉默;朱学勤则指出,王小波辞职做“自由撰稿人”,意味着“切断与权力体制的一切联系”。

这种对于权力边界的一派天真的论断,是90年代拥抱自由市场时典型的欣快话语,它同样来自于对王小波杂文的局部阅读(或说整体上的误读)。而就在同册书中,戴锦华已清醒地指出:在逃离经典权力之后,自由人的唯一选择便是步入市场的权力管制。正如本雅明所言,文人像游手好闲者那样在街道上漫步,看似在超然地观望,实则是想找一个“买主”——这一点犹如娼妓。

至于文化研究,往往直接将王小波作为符号与流行的文化现象来对待,以之解构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催生的新意识形态。“王小波热”被认为是顺应了新生的社会结构——一个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然而,王小波自身及其作品又难以被这种阐释所吸收。他的部分杂文自身即透露出对于大众文化的警惕与批判,他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也并非全然拥抱。事实上,他的思想来源除了自由主义哲学家罗素,还有大名鼎鼎的左派学者福柯与马尔库塞。他同时坦言,与20世纪60、70年代全球性的理想主义思潮有着无法隔断的精神血缘与情感悖反。



《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世纪末文化转型中的王小波研究》

作者:房伟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10年7月

文化左翼和自由主义的框架过于模式化,都没能进入王小波的作品本身。在文学学者黄平看来,遮蔽了他作为小说家的身份,就无法解释王小波之所以如此流行的原因。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市场有三位神话般畅销的作家:路遥、张爱玲、王小波。他们都处在彼时文坛的边缘,单凭作品本身,直截击中了各自读者群的情感痛点:“路遥之于城乡迁徙大潮中的青年,张爱玲之于都市化以来小资-白领的青年,王小波之于渴望寻求“自由”的青年。”黄平认为,面对“文革”的历史,王小波提供了一种真正的“伤痕文学”(有别于那种仅仅“宣布自身是历史的受害者”的作品),通过“历史创伤—反讽—虚无—自由”的叙事,治愈着读者面对当代史的负罪感。

王小波的小说真正处理了文革经验,至于是否属治愈系或仍待议。不过,二十年的接受史当中,代际的差异已显而易见。在世纪之交,青年作者与青年读者共处于后革命时代的情感震荡与记忆梦魇,在追溯与遗忘之间摇摆。至于新一代的青年读者,他们与王小波的“接头暗号”是分明的断裂,以顺应当下情境而不断重建。在王小波的知青小说、历史新编以及反乌托邦故事里,他着魔地凝视并书写着具体的中国历史,乃至游戏于亘古恒今的权力轮盘。他的反乌托邦不仅指向极权专制的过去,同样也指向技术专制的未来。



《王小波研究资料(上下)》

作者:韩袁红

版本: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年7月

今天:重读严肃作家王小波

据说,“王小波经历之丰富,只比杰克·伦敦差一点”。回顾王小波二十年接受史,再重绘王小波“涣散得要命”的形象,就要拨开包裹其外的神话、以及前人误导性的定性与论述。

跟王朔一样,王小波是“红旗下的蛋”,但却是另一种大院子弟,来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家庭。同许多生于50年代的中国作家一样,王小波曾是知青、工人。他大学读工科,去美国又念文科。80年代末做起大学讲师。90年代初辞职投身“文人市场”。他在当时几家最时髦的都市报刊(《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做“专栏作家”。据学者房伟考证,说是稿费颇丰,全不像早先报道中穷困潦倒的境遇。他从体制出走,并书写荒谬,也怀念70年代,感慨“天下知青是一家”的情怀。



早期版本的王小波“时代三部曲”。

王小波的杂文为大众媒体所钟爱,亦为他赢得“身后之名”。虽有精彩令人拍案之文,但难免立论粗疏或流于常识,因其写稿多少是为稻粱谋。张晓舟说得好,“王小波首先并不是一个什么浪漫骑士、自由思想家,而是一个小说家,一个被想象力的天使和魔鬼轮番折腾的小说家。” 王小波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定位为“严肃文学”,显然是认可这种说法。

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篇里,王小波自言严肃文学不是为“热门”而创作,因其非但不赚钱,有时反而要倒贴。从热力学的角度来说,写严肃小说无异于“驱害避利”的反熵行为。相反,写畅销小说、爱情小诗等热门货,则是熵增的选择。今天的丛林社会将熵增看成金科玉律,我们只看到“水往低处流、苹果往地下掉、狼把兔子吃掉这一宏大的过程”,却少了“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的执拗、怪诞与不合时宜。

相较十周年时,近年的“王小波热”有所退潮。不过,在新的互联网主导的文化工业环境下,“王小波”或可能作为大IP而召唤资本登场。2015年起,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红拂夜奔》陆续宣布将改编成电影。这或许能掀起新一轮的热卖与阅读,未可知。倘若果真如此,这算是他“反熵”的写作历史中有幸遭逢的“熵增”现象了。或许在今天,我们应该以阅读严肃作家的方式重读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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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师承:这几位作家影响着王小波的创作历程



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我的师承》,这篇文章很短,但是精准地道出了自己的师承。看惯了那位无处不在调皮捣蛋的王二,再来阅读这篇深情款款的文章,让我们明白了王小波这位码农的心底,如此清澈澄明。

文章中,开篇就用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和王道乾先生译作《情人》作为引子,讲述了自己对文学语言的理解。在王小波的眼中,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



王小波之所以认为诗人们的译笔更胜一筹,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

反观王小波的文字不难发现,在他的作品中,词汇量并不多,甚至很少能发现生僻的字眼,正是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词汇,在王小波的笔下,运用起来如此的流畅、朴实、淡定、通俗易懂而又传神,一方面充满了诗意的韵律与灵动,另一方面又饱含睿智的反讽幽默和戏谑狂欢的戏剧色彩。



他的写作不但独树一帜而且非常优秀,充分展现了他智慧的光芒与深邃。可以说,王小波用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极具语言魅力的奇幻世界。这个特点就充分体现在他的《青铜时代》中。

如果说王道乾和查良铮两位诗人为王小波的文字谱写了韵律,那么米兰·昆德拉和卡尔维诺则给予了王小波文字以张力。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像音乐。而音乐正是为营造无限的想象空间而生,游离于空气之中,激发出听众的共鸣,就像王小波散落在方格纸上的文字,撩动着读者的身心。



王小波在这篇文章中回忆,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洒落于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够听到小说的韵律。这要归功于诗人留下的遗产。

其实,王小波从卡尔维诺那里传承而来的,不仅是节奏感,更多的是匪夷所思的想象。读王小波的文字,就像是在一个loop中,他的思路很清晰,但文字却天马行空。从表面上来看,王小波文章里的话语和话语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

假如我叫M的话,和我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那个女人就应该叫F了。

这种具有很强的跳跃性的思维让读者会感觉莫名其妙。这就好像你面对的是复杂的程序语言,你置身其中,顺着他的逻辑,回环往复,最终依然能条理清晰地到达他所要表述的核心思想,读完之后恍然大悟。



卡尔维诺喜欢从历史中取材,最有代表性的小说是《看不见的城市》。与卡尔维诺一样,王小波对古老文本的改写,也只是从古老文本中得到灵感与启发,然后创造出一个充满着个人想象的诗意世界。

在谈到为什么喜欢卡尔维诺时,王小波说:“这可能是因为,我在写作时,也讨厌受真实逻辑的控制,更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要打破“真实逻辑”的控制,就要充分调动作家的想象和幻想能力,比如《绿毛水怪》。甚至,他以擅长的自嘲和反讽方式,把笔下的想象赋予真实的色彩。

王小波在行文中有很多“如前所述”之类的字眼,这就是在提示读者,“胡扯暂停,我要言归正传了”。然而,我们最喜欢看的,恰恰是他的这些“胡扯”,他那种哲学式的思辨和批判式的思考就隐藏在这里面。



这种写法,不仅要感谢教他思维跳跃的诗人王道乾和查良铮先生,同时也源于他的职业:程序员,中国的第一代程序员,而且是一位程序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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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

“他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李银河。



01

真惭愧,读王小波的最开始,是为了看小黄文。

不要小瞧一个饥渴青少年的行动力。在硬盘和网盘还没有流行起来的时代,文学青年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在名著里堂而皇之地寻找带色儿内容。

《金瓶梅》太文,苏童阴郁得发冷,贾平凹此处总删去N个字,村上春树有股日本人的絮叨,陈忠实倒是写得带劲——又太乡土。

忽然读到《黄金时代》,从此一切再不入眼。怎么会有人能够将性写得如此直白生猛,如此狂浪蓬勃?

像一把上了膛的手枪,一字一句都是荷尔蒙的味道。

“我和陈清扬做爱时,一只蜥蜴从墙缝里爬了出来,走走停停地经过房中间的地面。忽然它受到惊动,飞快地出去,消失在门口的阳光里。

这时陈清扬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在屋里蔓延。我为此所惊,伏下身不动。可是她说:快,混蛋,还拧我的腿。等我‘快’了以后,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

不搞什么象征比喻,没有什么隐晦暗示。

这是一种难得的“干净”:性不必被美化、被批判、被用来警示世人,性就是性本身。

用最平常的态度对待男女之事,它便有了种勾魂摄魄的美。



“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刚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打得非常之重,火烧火撩的感觉正在飘散。

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全部遗忘。”

人们总是为性添加很多的附加值,而王小波使它回到了纯粹:

“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


02

小说里,王小波的文字是带着一股痞气的。

他笔下那些形形色色的王二们,不管是知青、工人还是画家、教师,都一样痞气十足。

他们粗鲁、丑陋、喜欢说脏话,毫不掩饰欲望。

知青王二,毛手毛脚,想要和陈清扬建立“最伟大的友谊”。

豆腐厂工人王二,被怀疑在厕所画了老鲁的淫画,每天在豆腐厂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舅舅王二,觊觎女警察;画家王二,喜欢在公家场所尽情玩乐。

在形形色色痞气的王二背后,藏着一个理性的王小波。

在这些痞子浑人的嬉笑怒骂里,有一个理性的声音一直陈述——蔑视权威、挑战禁忌,瞧不起一切虚伪和矫饰。

他的这种痞,戴锦华教授评价为——智者的戏谑。



王小波在书的自序中说: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时代,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

他用笔下荒诞的角色,来表达自己的理性思考和犀利批判。

但王小波的小说太过汪洋恣肆,人们容易迷失在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里。想要更好的读懂他想表达的东西,其实更应该去读他的杂文。

在《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反对无趣。

他说,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

在《知识分子的不幸》里,王小波讽刺那些“占高地”的人。

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

相比小说的荒诞跳跃,杂文里的中王小波理性犀利,他以笔为刃,刺向僵化的头脑,鞭笞反智的思想。

03

李银河说,王小波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而略带神秘感的现象,那就是,有不少读者不约而同表达过这样一种感觉——

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



尤其是在他还没有被主流文学界和思想界认可的时期,追随王小波,是一群追求理性、自由主义的人们,辨认彼此的特殊暗号。

而今,“文青”群体迅速膨胀,也许“媚雅”变成一种新的媚俗。

王小波三个字,和米兰·昆德拉、卡夫卡、切·格瓦拉等捆绑在一起,被当成 “文艺青年”入门标准指南。

有人说他不过如此,有人说他早已过誉。

王小波的名字,在“接头暗号”与“文青标签”之间游走,而他的粉丝群体,也在“门下走狗”与 “装逼分子”之间转变。

但这些,都不可能改变一个现实:

对于几十年来相对贫瘠的思想界和文化界而言,应当庆幸,我们还有王小波。

他是荒谬时代里诞生的理性声音,他是禁锢岁月里的自由表达。



在他离去20年后,他所思考和困惑的问题仍然摆在中国人面前,他所最求的理性和自由,也仍然前路尚远。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

在这个集体怀念王小波的时刻,不必在乎自己的怀念被贴上跟风的标签。

去说出接头暗号,去表达你的欣赏和喜爱,去做“王小波门下走狗”,去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别怕美好的一切消失,咱们先来让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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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虐恋挺女权还自己编程写小黄文,王小波教你特立独行

小说《黄金时代》有个挺特别的开头,女医生陈清扬找到插队青年王二,倾诉自己被认为是“破鞋”的憋屈,于是王二从逻辑上推理:“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

接下来,又有八卦说王二和陈清扬搞“破鞋”,王二推测,要证明他们清白,只能从两点入手:1. 陈清扬是处女;2. 王二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然而,这两点都难以证明,所以他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还不如快快活活搞破鞋。王二领悟到:在那个非理性的文革年代,除了那些不需要证明的东西,他什么都不能证明。

这个王二,后来被称做“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他当过知青、干过工人,留过学,穷游欧洲,在人大当过讲师,最终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他中西合璧,文理兼通,他写小说,写杂文,写剧本,他荒诞不经又严肃无比,他笔下有大量的性,心里有很纯的爱。他就是王小波。

1. 他是骨骼清奇的中二少年,也是新中国最早的程序员。

根据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回忆,1952 年,王小波的出生正赶上他父亲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的时候。一场风波,就是他的名字的由来。他生下来就病弱,还严重缺钙,骨骼都长得和别人不一样,看起来傻头傻脑的。



小时候,他的思想经常定格在一个东西上,然后陷入冥想,中断了对外界的反应,带着一种呆呆痴痴的神情,不像那个年龄的孩子该有的样子,站在其他活泼的祖国花朵之间,像个异类。青春期的时候,王小波成了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脑残粉。他把这本书翻了又翻,直到它化成一堆碎纸片。



1968 年,16 岁的王小波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他坚决选择到云南上山下乡,就是为了实现书里那个冒险少年的梦想。可惜事与愿违,中二少年王小波在云南不但没能红尘作伴潇潇洒洒,反而被现实打了耳光,每天吃着粗糙的饭菜,干活累得要死,被军代表批斗,最后一身伤病,灰溜溜回到北京……不过正是这段插队经历,成了《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



王小波和其他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用玩弄科学来制作文学,用理性来制造荒诞(这可能和他是逻辑学家的儿子有关系)。虽然中国作家从五四运动开始就崇尚科学,但真正有科学素养的人太少了。王小波不一样,他超爱科学,而且乐在其中,虽然他不是科幻作家,但几乎他的每篇小说,都遍布大量的科技梗,那些充满探索精神的主角(显微镜看精子的学校教员、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李卫公、热爱逻辑学的王二),创造出神经病一样的发明,比如:

“我最近的一项成果是发现了墨子发明了微积分,一下子把微积分发现的年代从十七世纪提早到了先秦。我的主要依据如下:墨子说,他兼爱无等差,爱着举世每个人。这就是说,就总体而言,他的爱是个无穷大。有人问他,举世有无数人,无法列举,你如何爱之?这就是问他,怎么来定义无穷大。他说,凡你能列举之人,我亦爱之。这就是说无穷大大于一切已知常数。他既能定义无穷大,也就能定义无穷小。两者都能定义,也就发明了微积分。我在《墨经》里发现了不少处缺文和错简,一一补上和修正之后,整本《墨经》就是一本完善的微积分教程,可以用来教大学生,只少一本习题集。”——《红拂夜奔》



再比如:

“李卫公发明过开平方的机器,那东西是一个木头盒子,上面立了好几排木杆,密密麻麻,这一点像个烤羊肉串的机器。一侧上又有一根木头摇把,这一点又像个老式的留声机。你把右起第二根木杆按下去,就表示要开 2 的平方。转一下摇把,翘起一根木杆,表示 2 的平方根是 1 。摇两下,立起四根木杆,表示 2 的平方根是 1.4 。再摇一下,又立起一根木杆,表示 2 的平方根是 1.41 ……这个发明做好之后,立刻就被太宗皇帝买去了。这是因为在开平方的过程中,铁连枷挥得十分有力,不但打麦子绰绰有余,人挨一下子也受不了。而且摇出的全是无理数,谁也不知怎么躲。太宗皇帝管这机器叫卫公神机车,装备了部队,打死了好多人,有一些死在根号二下,有些死在根号三下。不管被根号几打死,都是脑浆迸裂。”——《红拂夜奔》



这些神奇的民间科学家,让人产生一股 Sheldon 即视感。

90 年代初,因为国内应用软件缺乏,王小波自学了汇编和 C 语言,编了中文编辑器和输入法,然后用自己的软件写小说。知乎网友 Vernsu 把王小波作品、书信里面和计算机、互联网有关的信息全都摘录出来做了一个网页。



via http://91biji.com/social/leon/framebook/notes/note/9174/?sort=vote

可以说他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程序员,小说家里的大 geek 。

王小波的朋友刘晓阳说,在美国留学期间,王小波在统计系当过助教,中间写过一封信,谈他对多变量统计集簇分析(Multivariate Statistics:Cluster Analysis)的心得,写了好几张纸的公式推导。据刘晓阳说,这封信已经够博士论文水平了。



王小波觉得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自由派”,一种是“学院派”,自由派就是他小说里的各种有科学精神的主角,学院派就是墨守成规的老派学究。学院派为生活设置了许多障碍,而自由派痛恨障碍,要打破壁垒,竭尽全力动用大脑和双手去创新。这种精神,很盖茨,很乔布斯……很互联网。如果他还在世,应该是现在互联网浪潮里一个高大有趣的 65 岁弄潮儿了吧。

2. 他的小黄文是作家界最清新干净、震撼猛烈的小黄文。

在王小波小说里,性爱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基本可以直接当小黄书来看,通常是个娇小柔弱但强势的女人,操纵一个高大威猛但迷茫的男人。他对性的描写生猛直白,但是读起来却不下流猥琐,没有任何慌乱的遮掩,也没有任何隐晦的暗示。猛烈的性成为一种真实原始、自由奔放、泛滥不绝、汪洋恣肆的能量场:

“当时热风正烈,陈清扬头枕双臂睡得很熟。我把她的衣襟完全解开了。这样她袒露出上身,好像是故意的一样。天又蓝又亮,以致阴影里都是蓝黝黝的光。忽然间我心里一动,在她红彤彤的身体上俯身下去。我都忘了自己干了些什么了。我把这事说了出来,以为陈清扬一定不记得。可是她说,‘记得记得!那会儿我醒了。你在我肚脐上亲了一下吧?好危险,差一点爱上你。’”——《黄金时代》

“我和陈清扬做爱时,一只蜥蜴从墙缝里爬了出来,走走停停地经过房中间的地面。忽然它受到惊动,飞快地出去,消失在门口的阳光里。这时陈清扬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在屋里蔓延。我为此所惊,伏下身不动。可是她说:快,混蛋,还拧我的腿。等我‘快’了以后,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黄金时代》

看了王小波,才大概明白梁羽生一带而过的“两人达到了天地间的大和谐”到底是个什么鬼意思。

就像他在《三十而立》里说的:“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我要抱着草长马发情的伟大真诚去做一切事,而不是在人前羞羞答答的表演。在我看来,人都是为了要表演,失去了自己的存在。

3. 他的情书甜到掉牙,没有女性可以抵挡。

1977 年,25 岁的王小波遇见了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开始了他的情书轰炸,后来他们之间的通信被集成书出版,叫《爱你就像爱生命》。



“你好哇,李银河。”这是每封信的开头,“你好哇”也成了王小波标志性的情书体。一个“哇”字,全是真诚、热情和憨傻。爱让人变傻,让一个写出时代三部曲和各种黄暴文的大作家变成了清纯少男。

王小波,明明一个自认为不浪漫,声称讨厌肉麻、鄙视肉麻的人,却用一封封情书信重新定义了“肉麻”这个词:那些情话明明杀伤力 max ,肉麻到咬手绢,肉麻到拧大腿,肉麻到让人看穿他那张丑脸下粉红色的小心心。

“你的名字美极了。真的,单单你的名字就够我爱一世的了。”

“做梦也想不到我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你知道吗,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

“不敢怨恨你,就是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不怨恨。我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你,连同它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一千八百种坏毛病。它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我发觉我是一个坏小子,你爸爸说得一点也不错。可是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

“我会不爱你吗?不爱你?不会。爱你就像爱生命。”


“你心里还有很多感情的波澜,你要,就像波涛上的一只白帆船。波涛下面是个谜,这个谜就是女性。我很爱这些,不管你是哭是笑,我全喜欢你。”

“你知道吗,孤独的灵魂多么寂寞啊,人又有多少弱点啊。一个像你这样的灵魂可以给人多么大的助力,给人多少温暖啊!你把你灵魂的大门开开,放我进去吧!”

“你知道我在世界上最珍视的东西吗?那就是我自己的性格,也就是我自己思想的自由。在这个问题上我都放下刀枪了——也就是说,听任你的改造和影响。你为什么还要计较我一两次无心的过失对你的伤害呢?宽恕吧!原谅吧!我是粗心的人,别和我计较。”



坦率的爱慕,直白的表达,比那些浪漫之词动人,比那些海誓山盟真实,比那些酥麻情诗靠谱。从他们的来信里能看出来,最初李银河心里是有很多顾虑和波澜的,而都被王小波耐心地一一化解了,他明确地告诉李银河,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爱你。微在君觉得,这才是对女人最高级的表白。在直男癌泛滥的文学界,王小波是难得的一股清流,他思想前卫,尊重女性,尊重爱情,他和李银河把对方当成自己,没有隐瞒矫情,活的轻松自在。

4. 他不但是个女权主义者,还是关爱 LGBT 的先驱。

《三十而立》里的小转铃说过一句:“有些人配操我的逼,有些人不配。”王小波笔下的女人,每个都有性格、有魅力,像美剧里自带人格光环女主角,她们或温柔单纯,或勇敢真诚,无论性格怎样,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与男性拥有平等人格的独立女性。她们在王小波的小说里从来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和“王二”一样,有血有肉有性情。



王小波写过一篇《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作为一个男人,我同意自由女权主义,并且觉得这就够了。从这种认同里,我能获得一点平常心,并向其他男人推荐这种想法。我承认男人和女人很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别的:既不意味着某个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优越,也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高明。”

李银河在 2015 年出版的自传《人间采蜜记》里,大胆地把自己和王小波的性爱写进书里,李银河喜欢虐恋,喜欢做性虐(SM)中的受虐方(M),还一步步教导王小波如何成为施虐方(S)。李银河对王小波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写的小黄文可能就来自于真实经历,也开始思考权力、性、统治、屈从之间的关系。



他把这种对虐恋的思考,反映在《黄金时代》里:群众通过开大会斗破鞋获得性的心理满足,而被批斗的陈清扬在每次被斗完后也会情欲满满;审问人员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王二和陈清扬搞破鞋的细节,当然是为了“空手套黄文”。文革时代,满街穿制服的红卫兵,站在高台子上五花大绑的罪犯,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黑五类,谁说不是一场魔幻现实主义的巨型 SM 呢?那个集体无意识的时代没准对某些人来说,有着妙不可言的性感。



王小波和李银河后来一直在研究性学、性少数群体和亚文化,在国内算是开了先河的先锋 CP 。王小波一生中写过唯一一部电影剧本是《东宫西宫》,这部电影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同性恋、虐恋电影,获得了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入围 1997 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



5. 他最特立独行的一点就是——他太 TM 正常了。

王小波一生都在写种种遭遇,他反复告诉我们,理性、智慧、趣味、纯真这些东西是极好的。为什么大家都说他特立独行呢?大概所谓“特立独行”,只是因为他太过纯粹,没被异化,耿直 boy 的设定反而和扭曲的世界格格不入。



他写吃苦:

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人性的逆转》

他写历史:



他写生活: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黄金时代》

王小波非常纯粹,非常坚定,非常完整,非常统一,还非常善良,他追求有趣,相信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自由的、有智识的生活,他总是心平气和地告诉人类要学会思考,从不透露他的愤怒,尽管他怒不可遏,也没有愤世嫉俗,破口大骂,而是直指问题,转化成哲学式幽默,转化成“我们本可以更好一些”的安慰,像个饱经风霜又耐心的老人给孩子们讲道理。



1997 年 4 月 10 日深夜,北京郊区顺义某小区,深夜传来两声惨叫,年仅 45 岁的王小波因为心脏病发猝死,他头抵着南墙,弓着身子,倒在地上,当时周围没有一个人。

更遗憾的是,王小波离开 20 年的今天,他依然先锋,依然特立独行,这可能悲剧地证明,我们的社会没前进多少。什么时候,王小波的思想不再显得先锋和前卫,我们才真正进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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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王小波有一个企鹅号,他会怎样运营自己的内容

如果王小波有幸活到现在,王小波作为中国第一代程序员,会不会有一个企鹅号?他会写点什么?假如我们真想知道,我们是可以知道的。



首先,王小波得给自己的企鹅号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暂且就叫“王二不小”。这个名称的来源有二:

其一,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里,都有王二的影子,一个“多余人”的形象,而这个王二,又多多少少有他自己的影子;

其二,加上“不小”,有两层意思,一是与放牛娃王二小区别开来,王二小是放牛的,王二是码农,既码字又码代码——说起码农,或许他还会用另一个名字,“码农戏文”——“不小”除了区别放牛的王二小,还能影射出他的公号内容,那些关于“小和尚”的快乐人生。



如前所述,王小波的公号“王二不小”就算是注册成功了。接下来,王二应该还要写一个简介:

一切都在不可避免的走向庸俗。

名称和简介都已经完善,接下来就开始发布自己的作品。

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些王小波的文字,肯定不适合发到公号上了,毕竟各大出版社已经付梓,电子书也在网络中风行,要想圈粉,肯定需要新的内容。这样,我们就不能指望把公号当成他的作品集来关注了。



第一篇,索性报个猛料,发点个人的感情经历吧,于是写下这样一个标题:

《我在大学里秘密结婚,绿毛水怪是我的媒人》


一次爱情就像吃一个巧克力壳的冰棍。开头是巧克力,后来是奶油冰激淋,最后嘴里剩下一个干木棍。

这篇文章,回顾了25岁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王小波的恋爱。文章里,王小波以惯看风月的长者口吻,以及依然调皮的笔触,透露了他们两人如何因为自己的小说手稿《绿毛水怪》与李银河相识,回忆了他们二人书信往来的情景。在书信里,王小波或许会“死皮赖脸”地表白:



你要是愿意,我就永远爱你;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

或者深情款款地写出了这样一句情话:

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

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就是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很亲切,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 。你要是喜欢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 。


说完这些情话,或许还会偶尔调皮地直言不讳,说说自己的“小和尚”是在坐禅念佛,还是东张西望。

当对方看到王小波在情书里写自己的“小和尚”的时候,不禁怒从中来,表示“真贱,宝宝生气了”。于是,王小波深情地写下这样一句:

你可以说我贱,但你不能说我的爱贱。



于是,两人重归于好,接着耳语温存,“小和尚”也快乐起来。同时,他还透露自己当时没有拍结婚照,没有举行婚礼,没有任何仪式。交代完之后,补上一刀:

一切都在不可避免的走向庸俗,唯有另辟蹊径,才能避免这种庸俗。

于是,王小波在接下来说出了自己为了避免庸俗而做出的另一个重大决定:

在婚前,我们就商量好,两人的世界就已经很丰富很有趣了,不像有些夫妻需要孩子作为纽带。

第一篇文章就这样发布成功。第二天一查,直接10W+入选热文,但是,由于大量的“小和尚”描写,健康指数却跌至冰点,于是换一个方向写第二篇。

第二篇写点什么呢?已经65岁的王小波,写回忆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比如,王小波这一天坐在自己的IBMPC兼容机前,打开公号,写下这样一个题目:

《大学老师教我搞历史,结果我被政治搞了》



文章开篇,王小波再次以回忆的口吻写道:

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

洋洋洒洒几千字,论述了这两个原则的悖论,结果文章被下架。然而,王二并没气馁,既然写这种打不开局面,那就索性在公号上讲代码好了: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代码,如何把程序猿逼成了呆逼》



今天码农王二接到老婆的电话:“下班顺路买十个包子,如果看到卖西瓜的,买一个。”当晚,王二手捧一个包子进了家门。老婆怒道:“你怎么只买一个包子?”王二甚恐,喃喃道:“因为我看到卖西瓜的了。”

写道这里,王二决定用一个栗子来给观众们解释一下:

if(表达式)语句1 else 语句2

例如:

if(x>y)printf("%d",x);

else printf("%d",y);

if后面的()里放的是判断的条件,也就是语句中所谓的表达式,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就执行if后面的语句,如果不满足的话就执行else后面的语句。

王二的老婆的意思翻译成计算机语言是:

买十个包子;

if(看见卖西瓜的) 买一个西瓜;

但程序员理解成了:

if(看见卖西瓜的) 买一个包子;

else 买十个包子。

————————

然而,这一篇不惜自黑的文章反响平平,如下图所示。



以上,并无恶意黑小波之意。算起来,个人喜欢他的作品已有多年,虽说没有读过他的全部文章,但是每读一本,总是能记下几十页精彩段落。正如王小波说过的:

别怕美好的一切消失,咱们先来让它存在。




不管是爱也好,喜欢的人或物也罢,存在过,美好过,就足够了。我们纪念,未必就要正襟危坐,发一些感慨,说一些情怀。王二,还是那个王二,虽已离去,却从未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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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这十五年来,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的名字都会像幽灵一样飘荡于我们春暖花开的视野。对他的纪念,俨然是一种时髦;评估他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水位,俨然是吾国文化界的核心议题。譬如今年,他的遗孀李银河女士亲自出场,谈“王小波的意义”。可惜这篇八百来字的文章,怨气太重,言不及义之处太多,以致“王小波的意义”沦为了一个苍白的命题,像一弯冷月,高悬于荒寒的苍穹,距离人间世的读者越来越远。这不由令我想起我的大学同学、自诩为“王小波门下走狗”的W兄的一个经典论断:其实李银河并不懂王小波,哪怕她曾与王小波朝夕相依数十载,哪怕王小波向她承诺“爱你就像爱生命”。也许李银河是一位优秀的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却不是一个优秀的王小波作品读者。

我十分欣喜于国人对王小波的爱戴,正如我十分反感于国人对王小波的神化:从“王小波门下走狗”到“把王小波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依此势头,假以时日,这世间也许会生出一门王(小波)学,与鲁(迅)学、钱(锺书)学、张(爱玲)学等显学一样,沦为学术界趋名逐利的工具、勾心斗角的噱头。这非但不是王小波的成功,反倒是他的悲哀。因为神化王小波,正构成了对他本身以及他所发扬的价值观的严重背叛。

相比王小波的小说,我更爱他的随笔,或曰杂文。其杂文写作,倘论谱系,可上溯到胡适,而非鲁迅(鲁迅的杂文,主旨是战斗,胡适的杂文,主旨是说理,战斗者,往往不讲道理)。这一脉写作的特色,第一是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这么说,绝非贬词,千年中国,最缺常识,如胡、王之文,都有一定年份,今天读来,犹不过时,这愈发印证了常识言说的可贵;第二是坚持经验主义的理路;第三是传承自由主义的香火。当然,王小波的文字感,要优于胡适;说理的趣味,胡适更远为不及。这里且多说两句。胡适的才情,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不逮陈独秀、周氏兄弟远矣,他的文字,读来如饮白开水,然而,因其说理的通达,反而映出文字的通达,如秋月华星,江河浩荡,周策纵说胡适的行文“平情顺理,清浅流丽”,正是不刊之论。这不是第一流的文字,而是第一流的写作——此言同样适用于王小波,我以为,以他的才华,其文字表达,完全可以鸿笔丽藻,美轮美奂(观其小说便知),只是,为了说理的便宜,他弃夏花而取秋叶,摒弃浮华,归于平实。

我读大学那些年,王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一度是我的枕边书。它与胡适文集一起,让我充分领会了文字的自由属性。文字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相辅而相成。自由的言说,往往都是大白话,让引车贩浆之流,贩夫走卒之辈,读来毫无滞障。相反,宣扬邪说谬论,有时不得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若非如此,怎能掩饰漏洞,蛊惑公众呢。自我读过胡适与王小波之后,便生出一大偏见:假如一本书读来艰深晦涩,满纸都是玄关,那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作者并未将事理完全消化,只能蒸出夹生饭;或者,作者企图发扬的事理,本身即半生不熟。这两点,都指向说理的重要性。胡适与王小波的文章,最令人受益的一端,在于教会我怎么说理。

王小波的杂文,虽不同于鲁迅,然而鲁迅对杂文价值的论断,却可施与他:“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所以说,当《沉默的大多数》一版再版(我至少见过五个版本),一面是好事,一面却非好事:这说明王小波所批判的时弊尚未消亡,至今依然在刺痛中国的神经;而且,我们说理的功夫,并不能挥洒自如,否则何必继续师法王小波这个死鬼呢。

单就王小波的杂文与随笔写作而论,他的名字,在今天出现的频率愈高,愈证实了其作品的失败。唯有将他忘却,越过他的精神尸骸,才能与其批判的时弊挥手作别,从而走出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愚人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忘却乃是最好的纪念,当然忘却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学会了像王小波那样独立思考,自由说理。将他塑成雕像,推上神坛,不免形成一种苦涩的反讽。因为依王小波的性情与思想,何尝想过当什么大师、宗主、圣徒,开创一个王门,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所谓“意义”的泉源呢,他避之惟恐不及。因此,纪念王小波,不是要做他门下的走狗——我想王小波必定不喜“走狗”之说,他的杂文写作目的之一,就是要唤醒走狗身上的人性,启蒙其直立行走——而是敢于在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2012年4月11日


十八岁与十八年:致王小波


小波,今天我翻朋友圈,只有一条提到你。李静说:“第18年了。当这世界愈发昏聩,我便感到愈发需要回望你。”你被遗忘,如此彻底,如此荒凉,也许正是这个世界陷入昏聩的原因和标志之一。

伟大的人物被后世遗忘,有一种令人欣喜。譬如在今日台湾,胡适何其落寞,有人为此抱不平,我却以为这恰是胡适的幸运,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台湾民主已经从幼稚园毕业;台湾人已经晓得了自由的要义,以及与容忍的关系;台湾政治已经度过了宪政的初级阶段。胡适之灵有知,必能含笑九泉。反之,假如台湾依然需要胡适的启蒙,他则难以瞑目。

台湾之不需要胡适,正如大陆之需要胡适。你的名字,正紧随胡适。然而,你却被遗忘了。这样的遗忘便令人伤悲。因为当年你面临的问题,而今还是问题,当年你书写的杂文,而今几乎都不过时。鲁迅说过,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杂文最好的归宿,即与所批判的事物一同速朽。倘若不朽,如你的杂文这般,反而是一种无奈的悲哀。更可悲的是,你所批判的时弊犹在,甚至更甚往昔,你的批判却乏人问津。这样的遗忘,是你与时代的双重悲剧。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忌日,你的死亡就像春夜的雷霆;我却不曾意识到,你已经去世了十八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读你的书,一本盗版书,我十八岁,正读大一。此后我不止一次陷入悔恨,为什么不能早些年与你相逢呢。假如我十六岁那年,读的不是鲁迅杂文集,而是你的书,假如我十七岁那年,读的不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是你的书,我的未来会不会有所不同?也许,一切如旧,并无不同。以一个十来岁的小城少年的心智,你与王朔并无不同。

那时我读你的书,只觉得有趣,我的同学、我的专业、我的生活、我眼前的世界却是那么无趣,你成了我对抗它们的武器。我只是喜欢你,却并不钦佩你、尊敬你。直至三年前,我才深切意识到你文字背后的悲悯,这是比智慧更伟大,可与自由媲美的事物。以前我无法理解,像你这样的头脑,那个年代第一流的头脑,为什么要去写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说理;现在我终于明白,正因你是那个年代第一流的头脑,才会写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说理。

向先贤致敬的最佳方式,就是追随他的脚步,甚至越过他的身躯所化作的路标,奋然前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重复你的工作,谈如何思想,如何说理,谈逻辑的重要,辩证法的荼毒……我写过一篇《胡适如何说理?》,也许可以再写一篇《王小波如何思想?》。说起来,我谈这些,并非自发,而有些被迫的意思。我曾念兹在兹的主题,不幸都坠入了黑暗深渊。我不愿沉默,只得转向,在转折的途中,与你久别重逢。十八岁那年一别,那本盗版书,不知去向何处,你却停在原地,等那个思想的游子归来。

1997年4月11日,你的生命就此静止,你的文字继续布施四方,你的灵魂却不曾远离这个时代与国度的苦难。有时我想,你的早逝并不完全是坏事。这不仅因为,有些人向死而生,有些人因死而生,更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假如你活下去,活到现在,会是什么模样,你眼中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只怕更加不堪,譬如你死后一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你死后十八年,自由则沉入水底。你自然还会写作,却不会委曲求全;你自然还会思想,思想却更加寂寞。

这个春夜,你的名字不再为大多数人提及。这个春夜,窗外车声隆隆,远方灯火通明,也许与十八年前的春夜并无不同。也许,因一个人的死亡,十八年前的今天注定与众不同,因一个人的诞生,这个昏聩的世界注定与众不同。

愿你的杂文速朽,愿你的灵魂永恒。

2015年4月11日



为什么要读王小波?

我曾列出一份说理者的谱系。百年中国,强梁当道,理性备受冷落,说理无比奢侈,说理者寥若晨星,有如稀世之珍,其代表人物,不过三五人:先贤首推胡适先生,我们的同时代人,包括王小波、刀尔登、徐贲等。有人说,应该加上殷海光,你不是素来向我们推荐他的《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么,然而殷先生虽是逻辑学家,他最具影响力的那些文字,却不以逻辑,而以激情见长;有人提醒,你怎能漏掉了顾准!我一向钦佩顾先生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坚守和跋涉,却也不得不指出,其盛名之下,多少有些被神化的成分,这一点与陈寅恪一样,其次,顾先生惯用的话语,尚且深陷于意识形态的桎梏之中,这是时代局限,不必苛责,不过说理首要讲究语言的自由和理性,顾先生的语言并不适合说理,故而只能将他请出说理者谱系。

再说谱系之上这四人,有一脉相承之处,同时各擅胜场,各具千秋。相形之下,胡适胜在风度,其说理,平心静气,娓娓道来,如春风化雨,润人心田,此外,胡适所恪守的持平之论与容忍之道,不仅构成了说理的坚固根基,还呈现了说理的正大风范,有时读者未必认同其观点,却服膺其风度;刀尔登胜在视角,若以武功拟说理,胡适出身名门,刀尔登则属妖刀(徐贲接近胡适,王小波则介于他们之间),无论谈历史还是现实,刀尔登妖刀一闪,寒光过处,常常从出其不意的角度直入问题的本质,令人在惊奇之余,还有惊艳之感;徐贲则把说理发展成了一门学问,那本《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本是“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不过其对象不止青年,而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有人将此书与陈嘉映《说理》并提,如陈嘉映所言:“所谓哲学,大致就是穷理”,他的说理,更多指向哲学,徐贲的说理,则指向公共生活),而且,唯有在徐贲这里,说理才与公民明确发生了关系,被视为公民的必备素质之一;至于王小波,在这些人中,则是把说理的智性与趣味结合最好的一个。

趣味这玩意,见仁见智,同一事物,如王小波的小说,有人会觉得有趣,有人却以为无趣,断言其小说成就远不如杂文。这一节争议,姑且抛开不论,单说智性。在我看来,王小波的杂文之精义,不仅在于智性的表达,更在于,他力图诠释,为什么要追求智性,为什么要过一种智性的生活。换言之,他在说理的同时,还告诉读者,为什么要说理。

在王小波笔下,说理与智性,有一个特定的说法,叫“明辨是非”。按理说,明辨是非该是人类成长的方向,倘不明辨是非,难道要不分是非么?然而中国恰恰有一大传统:难得糊涂。它可以分解为两个关键词,一是装傻,二是比傻。对一些人而言,你的确难以分辨,他们的糊涂,到底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不过其终点并无差别:“有一些时期,每一天都是愚人节。”那些愚人,不止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明辨是非的动力,他们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以装饰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

青年王小波曾受萧伯纳的剧本《芭芭拉少校》误导,痛下决心,不想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后来他改悔了,反其道而行之,以至他所写作的杂文,“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这背后的转向,他曾用知识分子意识来解释,诸如“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云云。不过我觉得,明辨是非绝非知识分子的专利,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该如此,王小波不是说过么,伦理问题——“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是大家的事(其实知识分子明辨是非的能力未必一定超过普罗大众,这一点就当下来看表现尤为鲜明)。我愿以最大的善意揣测:在明辨是非与难得糊涂这两个选项之间,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前提是允许他们自由选择。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每一天都是愚人节”的残酷语境之下,愚人都以为自己脑中和手中掌握了“是”,或者有人替他们决定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因此再无必要分辨是非。这所导致的最大戕害,还不是是非的混淆与湮灭,而是思想本身的沦丧,我们既不知道怎么去思考,更无从发掘“思维的乐趣”,捍卫思想的尊严。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关于说理,相比说出什么道理,怎样说理毋宁更为重要。现在可以补充一句:为什么说理毋宁更为重要。王小波喜欢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我还得重申,不独知识分子,但凡正常人,都要讲理,都要以理服人,能否做到这一点,恰是常人区别于愚人的显著标志。

生于1952年的王小波,惯于拿他的青春期生活说事,那个年代强权横行,暴戾恣睢,是非不分,无理可讲。我们生存的年代,貌似有所进步,实际上能好到哪里去呢:理性与客观、中立一道,渐渐沦为贬义词;在专断与极端的版图之上,说理毫无立锥之地。现在流行什么,试看一位名人的教导:

“你说话很温和,你观点很中立,你性格很宽容。

那你不要写公号文章了。

你不适合。

你看了《乌合之众》就会知道,任何时代的领袖,包括意见领袖,都是特别偏激的。

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

你的标题必须简单粗暴,情绪明确。

爱憎特别分明的人更适合写新媒体文章。”

假如王小波在世,撞见这一幕,不知作何感想。他毕生都在与愚蠢、偏见搏击,时至今日,愚蠢和偏见依然大行其道。他曾经被强权发配为“沉默的大多数”,生于今世,恐怕得照旧直面沉默的厄运。

反抗沉默,可谓王小波的宿命。“……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写完这段话的22天后,他因突发心脏病而猝死于中国的午夜,年仅45岁。他的英年早逝,使这些平实的汉字,竟有了一丝壮烈的味道,尤其是对照每况愈下的现实而言。

我愿在王小波的英灵之前,冠以“说理者”三字,以示我独有的感激和纪念。也许,恰恰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时代,说理才愈发具有意义;这不是一个适合王小波生存的时代,阅读王小波才愈发迫切。

2016年4月11日

留学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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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要是活到今天,就发财了

如果不死的话,王小波到今年也不过65岁。他在1990年就能自己写打字程序,使用电脑来写作,在今天,65岁的他,一定能玩转新媒体。他会开一个公号,或者和李银河老师合开一个。他的粉丝可能会超过很多现在正火着的名人们。



文/张丰

每年春天,我们都纪念张国荣,纪念海子,纪念王小波。这当然很俗气,但是和我们更俗气的生活相比,这三位已经有一点脱俗了,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的形象,仍然远高于我们的生活。

王小波1997年4月11日去世,到明天正好20周年。那一年我看到一本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烂书在攻击王小波,就找王小波的书来看,这不但让我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摆脱了那些思绪的纠缠,也是我真正摆脱教科书,走向独立阅读的开始。

如果不死的话,王小波到今年也不过65岁。他在1990年就能自己写打字程序,使用电脑来写作,在今天,65岁的他,一定能玩转新媒体。他会开一个公号,或者和李银河老师合开一个。他的粉丝可能会超过很多现在正火着的名人们。



我想说的是,他一定能靠写文章挣到很多钱。他的文章值钱,在他去世后,他的书不断再版。1992年,他在香港出版了几本书,《黄金时代》也在台湾出版,这给他很大信心,这一年9月,他正式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

1992年是个什么年份?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中国重新启动市场化改革进程。但是,对一个自由撰稿人来说,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1992年,王小波写东西很顺,他已经进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这从当年的《黄金时代》就能看出来,但是,当时要靠写文章养活自己,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要到1994年,作为市场化媒体代表的都市报才开始陆续诞生;要到1995年,《三联生活周刊》才会复刊,朱伟接手这个杂志,开始请王小波写专栏。

一个作家,如果要真正独立、自由地写作,就必须在经济上获得某种独立。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写了一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但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意味着什么呢?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有一些钱。作家不需要多富有,但是,更重要的是,自由与生存,对他来说,不能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对作家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人仅仅依靠写作和稿费就能养活自己,这是最体面的生活。王小波要做一个思想上的个体户,他比时代领先了三五年,那些能够发稿费的媒体,还在酝酿之中。1992到1995年,是王小波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对此,朱伟有过很好的论述),但是,也许是他在经济上最艰难的时期。

他的文章以复印本的形式流传,这能满足他渴望认同的心理,但是却不会带来一毛钱的收入。作为一个读者,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如果他不需要写那么多,没有那么劳累,也许就不会那么早去世了。他本来可以慢慢写,不用那么着急,这不但能让他活得更久,也能写得更好。

中国媒体的市场经济(当然,只是半市场或混合体制)在他去世后开始繁荣起来,出版业也开始活跃,除了稿费,出版社开始付给作者版税。到了2000年以后,一个作家,如果书足够畅销,甚至可以真正步入富人的行列。作为一个群体,写作者的经济处境在市场经济下大为改观。



作为中国作家中最早的电脑爱好者和使用者,王小波没有等到他最好的时代。

在他去世20年后,中国迎来了自媒体时代,一个人可以靠东拼西凑“做号”,就能月入几万。互联网时代的写作,不但来钱更快,也给写作者带来一种新的自由。它真正让“自由思想、独立写作”成为了可能,可以说,王小波当年的理想,最终因为技术进步而部分实现了。

当然,如果王小波能活到现在,也会遇到一些新问题,作品畅销带来的财富,可能也会让他困惑。他的形象,某种程度上因为早逝而更加完美了。在今天,甚至王小波提倡的“特立独行”都会成为一个卖点,一种潮流,但真正的“特立独行”仍然不容易做到。王小波活到今天,肯定发财了,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作家之一,但是他又会如何看待这种局面?

我们今天纪念王小波,确实应该注意他作为“写作个体户”的开创意义。而对新时代的写作者来说,则必须做更进一步的思考:到底什么状态才算是真正的“自由思想”和“独立写作”?摆脱了传统体制的写作者,在金钱的诱惑和受众的追捧面前,如何做到真正的独立?

留学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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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楼
三个王小波,每一个都很精彩



今年是王小波离开我们的第20个年头。1997年王小波去世时,并不知名,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作家的名字消失了,王小波却越来越多的被提起和记得。

他的魅力在哪?

我想到了顾城和海子,这两位早逝的诗人也同样每年都会被大家重新提起。顾城是个“任性的孩子”,他活得纯粹,他说“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我们喜欢这个句子,因为我们都如蚁,却从未美如神。

海子的诗,也许真正读过的人并不多,但是,所有人都共同感受到他的深刻的孤独和理想主义。

我们缺少他们身上的力量,不论是浪漫还是理想,我们都没有,我们务实并且谨慎,这让我们满足于自己的生活,但总有些时候会疲惫空虚。

缺少什么,便纪念什么。王小波一样如此,他的“特立独行”,他的爱智和思考,仍然被这个时代需要。

不过,王小波不止一个,至少有三个。他们各有各的好。

首先是情话高手王小波



这是目前,很多年轻人提到王小波时,首先的印象。《爱你就像爱生命》这本书信集,帮助王小波获得了更多读者。

这确实是一本令人动容的情书集。

在内地长大的很多人其实都不太会写信,我们语言匮乏,同时又有太多压抑,一到写信,要么词不达意,要么生硬矫情。

当我们看到”你好哇,李银河“,而不是“亲爱的XXX”或“尊敬的XXX”时,一个新的世界打开了,原来信还可以这么写,原来语言可以这么甜蜜,坦诚。

我听到过许多女生表达对这本书的喜爱,这当然是件好事,毕竟除了金钱和权力,还有趣味和精神能够吸引人。

其次是公共知识分子王小波



王小波去世时,“公知”还没有遭遇到像现在这样的污名。所以他是例外,当我们谈论起王小波的杂文,他的针砭时弊,他的独立思考,他的普及常识,会说他是公共知识分子。在这里,这个词语是正面的。

这是大多数媒体纪念王小波的重点。毕竟这么多年我们的公共文化生活并没有什么长进,王小波的文章仍未过时。

我记得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介绍过王小波的书,他自呈自己对王小波的感情没有大陆读者那么深,因为王小波的杂文所讲的常识,他早就知道了,并不以为稀奇。

可是在内地,有许多人是靠着王小波启蒙的。批评家李静写过这个主题的文章,她说,“他的作品将是被后世反复阅读的不朽之作。”

柴静也深受王小波的影响。“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我生得比较晚,但也受到影响,应该说是影响的影响,那时候看新概念作文选,里面的作者经常动不动提到王小波,我便把王小波找来看,这和很多人看了王小波然后去找罗素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影响的影响的影响。

王小波的地位短期内仍然是不会变动的,因为他所影响的那批年轻人,正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惟愿真的能有继续的影响。

第三个王小波叫做王二



这是小说家王小波。我读许多纪念王小波的文章,关于小说的部分谈论的少,这可能因为小说不如常识这样的主题更有公共价值,也可能因为看小说的人实际比较少。

我读的第一本是《黄金时代》,那时候我还在上高中,文革的部分看得似懂非懂,小和尚,支帐篷什么的则是吓了我一大跳,原来还可以这样写性,一点不遮掩,不羞耻。

性实在是王小波小说的重要元素,他的小说里,性特别干净,即使是虐恋情节,都坦坦荡荡。李静说,“王小波的小说主要讲述了性爱、智慧和有趣在中国的奇特境遇。”这个概括非常准确,王小波确实不断写着中国的尴尬和荒诞。性作为人的本真一面,在他的小说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当时读王小波,并没有读得很懂,但对于他的语言很有兴趣,他的语言非常普通,但能够自己生长,从一个段落蔓延到另一个段落,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他是怎么办到的。

无论如何,阅读王小波的小说,是一种阅读他的杂文和情书截然不同的体验,事实上,他也更愿意当一个小说家。



阅读王小波,只读一个面向,是不够的。他的每一面都有不一样的魅力和价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有料、有趣、有温度的王小波全集版本,从这里开始亲近王小波。




有料:小波早期珍贵手稿首次曝光



有一天,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李银河,说找到了小波早期作品《绿毛水怪》的手稿。李银河听闻这个消息,眼泪不由得落下来。

《绿毛水怪》是小波早期最动人的一篇作品,也正是这篇文章,让李银河第一次对王小波留下了印象,并引发了交往的契机。这篇文的手稿可以说是他们的定情信物。

此外,还另有一些其他手稿,比如《战福》《这是真的》《歌仙》《这辈子》《变形记》,都是小波最初的作品,可以通过它们认识最初的王小波。这些珍贵手稿可以说独一无二、原汁原味,将在这一版的《王小波文集八卷本》中首次曝光。

有趣:八卷封面巧藏玄机



这一套《王小波文集八卷本》,其装帧设计是由顶级设计师来负责完成的。风格上力求简约,纸张环保无漂白,是最让眼睛舒服的白色。

设计师采用的是线装裸脊式装帧,阅读时可以优雅平摊,比一般的胶状书多了一份质感,极具收藏价值。

那么,既然是由顶级设计师亲自操刀,还有什么其他的亮点吗?

八本书放在一起,你才恍然大悟:每一本书封面看似不经意的斜线,原来背后有这样的用意啊!



这是设计师小小的心机,如同小波那标志性的坏笑所昭示的那样,生活应该是有趣的。也如同他的作品,一部部读完,才能看清真实而完整的小波。

有温度:李银河亲自校勘精选



这一套线装插图典藏版的《王小波文集八卷本》,收录了小波最经典的八部文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红拂夜奔》《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爱你就像爱生命》,涵盖小说、杂文、信件等,全部由小波的妻子李银河亲自校勘、精选。

同时,由李静、朱大可鼎力推荐并作序。两人均与小波相交不浅,曾亲自采访过小波。在序言中,它们分别阐述了王小波的文学成就,也披露了小波不曾为人所知的小故事。

或心酸,或感动,或无奈,或幽默,一个渐趋完整的王小波,宛似就在眼前。

三票罗

三票罗
     10 楼
影响了一大波人

perch

perch
     11 楼

谢谢分享,感慨颇多

留学小王子

留学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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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楼
看来大家对王小波没兴趣啊

ID:89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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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鱼

七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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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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