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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 回复 12 2003年那个非典肆虐的春天,我在北京 ...

天空与路

天空与路
| 只看楼主

和大家一起重温17年前那段故事

无需恐慌

但多一分敬畏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号Super巴巴妈妈(ID:superbabamama)

对目前正在升级的疫情

仍然没有敬畏之心的人,

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非典

或者说,他们并不了解非典...

这两天,官宣的确诊人数越来越多,钟南山院士正面确认“人传人”。

最近两天采访了我认识的很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2003年的非典事件中,要么比较年轻,要么远离当时集中爆发的北京、广东、香港,在这些人的眼里,我最多可以看到些许的不安,很多人甚至连戴口罩都觉得麻烦。

而那些亲身经历过非典的人,我在他们的眼中,看到了,恐慌。

中午又把柴静《看见》里关于非典的那篇文章看了一遍,用了半包纸巾。以前就看过,现在看来,格外的沉重。

我想可能是两个原因:

1、作为经历过非典的人,疫情确实就像我最初担心的那样,没有那么“轻松”。

2、我不再是19岁的小姑娘,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上面还有123456个老人,我是家里的顶梁柱。

2003年那个非典肆虐的春天,我在北京。

1

非典,一转眼,都已经是17年前的事了。

那年春天,我大二。那时候我们一个宿舍六个人,一层三十个房间左右,还不是每个宿舍都有电视。

我们那时候最奢侈的娱乐活动,就是凑到有电视的对面宿舍看娱乐新闻,最开始的印象,是广东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传染病,非常严重,已经有很多人死了。

2003年2月16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钟南山(右)与其他专家会诊非典患者。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觉得,疫情离我们很远。北京台的电视新闻也是各种告诉群众不用恐慌,北京一切正常。疫情对我们唯一的影响,就是由于香港疫情的全面爆发,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我们最爱的港台明星从全都戴上口罩,到全都彻底停止了营业。

35岁的谢婉雯是香港首位死于非典的一线医生,她在葬礼上被授予最高荣誉。

当时新闻上反复出现的香港“淘大花园”公寓E座,一幢楼有100多个人感染,有传言说,淘大花园每天都有人死。香港陷入白色恐怖。

内地的重灾区是广州及周边地市。越来越多的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尤其是医护人员大片倒下。

我的当时的男友,在北大读研二,是国防定向生,临近毕业,早已经确定了博士导师和毕业去向——在抗击非典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在官方渠道说北京还可控、大家觉得北京还没事的时候,他一直在关注非典的各种信息,并且告诉我,可能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让我有心理准备,尽量远离人群,注意防范。

很快,果然如他所说。由于人手紧张,他被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征召,参与非典试剂和疫苗的研制,并且成为了北京第一批被“隔离”的人。

他们尝试在实验室里分离并培养出活的病毒,再灭活,以便研制出诊断试剂盒,并进一步研制疫苗。

那时候,我们唯一的联系,就是两部当时最便宜的摩托罗拉手机。而且由于保密要求,以及工作的强度,在夜里收到他的一条“平安”都很奢侈。他是一个学生,同时也是一名军人。没有假期,进了实验室要穿很厚的防护服,也不能带手机。偶尔有机会,能打个电话,都紧张得不知道应该先说哪一句。

2

那段时间,大家最关心的是,北京到底有多少确诊病例?北京到底安不安全?

直至4月上旬,我们能看到的新闻还是比较乐观。所以戴口罩的人不多。

(此处被迫省去500字)

4月中旬的一次新闻发布分会上,钟南山院士,对,就是最近几天刷屏的钟南山院士,直接质疑某些人说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的说法。

4月20日,是北京非典的一个转折点。

官宣的北京非典确诊病例从前一天的37例猛增至339例。两位重要ID被免职。

疫情改为一日一报,每天数目都在增加,死亡病例也越来越多。

截至4月21日,北京累计报告非典病例588例。

截至4月22日,北京累计报告非典病例693例。

截至4月23日,北京累计报告非典病例774例。

截至4月24日,北京累计报告非典病例877例。

截至4月25日,北京累计报告非典病例990例。

……

截至5月18日,全国累计确诊非典4698例,其中2434例在北京。过半数。

3

对大部分普通的北京大学生来说,观望和恐慌真正的分水岭,是校内确诊病例的出现。

3月15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了香港返京的疑似患者李某。李某后来被称为北京毒王,也就是钟南山院士说的“超级传播者”。由于最初并不了解非典病情,没有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人民医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

3月17日,李某被转至东直门医院,结果一周之内,东直门医院急诊科11位参与过救治的医护人员全部感染,急诊科主任和一名护士殉职。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和一名护士殉职。

4月上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退休的曹教授到附近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看病,随后感染。

之后,曹教授又到北医三院求治,同样,由于缺乏对非典的了解,被误诊为普通高烧,又造成北医三院部分医护人员感染。10个小时后,曹教授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很快,曹教授的妻子、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6人先后发烧入院;在曹教授儿子工作的中财后勤集团,6位员工相继病倒;而曹家所住的中财西塔楼,住户中十几人纷纷中招,一位小区电梯工也未能幸免。后来其中两人死亡。

和中财一路之隔的北京交通大学(原北方交大),一个男生孙某因为感冒,同样,多次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看病。

4月17日,孙某确诊非典。4月18日,孙某同宿舍和隔壁宿舍的同学开始出现集体发热现象。到4月19日,与孙某并没有密切接触的同楼12层一个宿舍出现发烧症状。

当时还没有移动互联网,就连电脑台式机都不普及。这个可怕的消息通过一部部的老式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手机迅速在北京高校弥漫开来。恐怖的气氛仿佛一夜之间笼罩了北京所有高校。每个人都在说交大的非典和可怕的空气传染。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里,很多大学生第一时间选择“出逃”。我交大的同学连夜坐火车回了老家,被当地疾控部门发现后,全家都被隔离。

4月19日,教育部动员外地学生“五一”期间不离校回家,要求北京等地高校学生就地学习和生活,发病人数较多地区的高等学校调整教学和学习方式,避免疫情扩散。

2003年4月27日,泰国留学生撤离北京语言大学。

4

非典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街上的人,仿佛一天之内,全都无影无踪。

经常看到两个人离着老远说话,说不上几句就匆匆告别。

北京本地的同学消息更灵通一些,他们每天讲着外面是什么情况:地铁、公交车都没有人了;小区里带着红袖章的阿姨,越来越多了;哪里昨天又有人被全部武装的工作人员拉走了;谁家一家人全都感染了,其中几个人死了……

2003年4月27日,北京,长安街。

马上就要五一了,很多擅自“出逃”的同学,都被告知可能会被处分。而其他未离校的同学,被要求原地待命。

很快,差不多就在北方交大多人确诊和大面积隔离的同时,北京的高校,开始正式“封校”。

学校每天都在派发中药,据说外面也是,到处都是各种汤各种药,不知道有没有用,反正大家都在喝。“板蓝根”这三个字,上到90岁的老人下到3岁的孩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003年4月29日,山东生产车间内,批量煎制生产的“非典”汤剂。

我们学校当时要求辅导员不离校,每个班,以宿舍为单位,严禁外出,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接触。所有专业全部停课,取消一切集体活动,需要通知什么事情都是层层传达,不会有超过十人的聚集。

每个宿舍都要选一个政治觉悟高的同学担任“安全员”,向同学转达各种学校的指示和非典的相关防治知识,并严密关注宿舍同学的体温和身体状态。派发体温计,每天至少早晚监测两次体温,一旦发现任何异常,马上报告,几分钟之内就会有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把整个宿舍的人拉走,到校外一栋单独的楼,隔离观察。然后整个宿舍彻底消毒,并且封闭。

校内出现被隔离的同学之后,大家的心更慌了。虽然要求每天测两次体温,但是基本上大家每天都会偷偷自测无数次。大家最担心的还是,万一自己得了普通感冒怎么办,因为一旦咳嗽发烧,就会被拉走隔离。每个人都害怕,万一和真的非典感染者被关在一起怎么办?

但是作为法学院的学生,我们也知道,这种担心,没有用,因为有一部法,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限制个别人的权利,是为了保障更多人的权利。走到这一步,这一切都不是我们任何个体能左右的了。

那时候,我们和外界的全部联系,是电视机,绿屏手机,和铁栏杆。

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官方公布的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数,互相之间也会共享家长和外校同学传来的各种消息。

校门紧锁,门口24小时有保安看守。进出校门,必须有“特别通行证”。非特殊情况,任何人不得进也不得出校园。包括老师。要么有值班任务住在学校里,要么不要来学校。

尽管学校禁止我们通过铁栏杆和外界“联系”,也有专人排班每天无数次巡逻,但是还是能透过宿舍的窗子看到经常有人通过栏杆送点东西,或者是嘱咐些什么。

毕竟,我们都还有放不下的人。

有一天,男友放了半天假。是隔离以来唯一的一次放假。那时没有地铁也没有快速路,他坐了两个小时的车,来昌平看我。我们只能隔着栏杆,远远的,互相看着。

我已经不记得当时他说过什么了。我只记得,摘下口罩的那一瞬间,他的眼圈红了。

我很后悔最后没能好好地和他说一声再见。那时候的我,太年轻了。

5

小汤山医院的建成,是昌平恐慌的最高点。

当时北京的医院,有部属,有市属,也有部队和高校的,平时各自管理,互不通气,再加上急救车在各医院之间来回转运病人,北京的非典患者数量,一度没人知道。而且每天都随着患者的流动越来越多。

有的患者担心被“隔离”,或者被“抛弃”,被“处理”,向医护人员隐瞒接触史,更加重了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感染。再加上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医患之间的交叉感染……

医院,成了一个最矛盾的地方。

一方面,有很多人怕死,发烧了不得不去医院,一方面,有很多人怕死,发烧了不敢去医院。

所有人都在说,医院,是最危险的地方。但是医院每天爆满,不堪重负。

这种情况持续了没多久,就出现了严重问题。

柴静在《看见》里面写到,人民医院一个叫“天井”的地方,也就是人民医院的急诊科输液室。

“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并不了解非典病毒的他们,只能被迫在这样的条件下,接收一个又一个的患者,其中包括因为非典发热的,也包括其他普通患者。

医生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戴着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甚至连口罩,都没有,急诊科的护士要不来口罩,只能把用过的口罩用大锅蒸了再给大家用。

最终,人民医院发热门诊看了8363个病人,全院有93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62人中24人感染,2人殉职。

在没有接诊、防护和隔离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就靠着血肉之躯,坚守到了最后一刻。

直到4月23日,在医护人员大面积的感染和隔离后,建院85年的北大人民医院,第一次全院关门停诊,整体隔离。

电视上每天都在播,医护人员过度疲劳晕倒,医护人员感染,医护人员殉职……但是,依然有无数的医护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主动申请加入到一线的“战斗”中去。

有50多岁的资深专家,也有20出头的漂亮姑娘,有刚生完的孩子年轻妈妈,也有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骨干。那时候电视上经常播医护人员的遗书,还有很多医院志愿者报名的时候人太多挤不进去。

最后因非典死亡的349人里,约三分之一是医护人员,感染者更多。他们是帮我们挡刀的人。

那个时候,全国空前团结,普通百姓对医护人员敬若天神。

2003年5月,湖北省首例非典患者——黄冈中心医院内科医生张宏病重,妻子丰慧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在渐渐认识到非典的严重性之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为了避免更大范围的感染,非典患者开始集中转到一些有条件和有能力救治呼吸系统传染病患者的医院,隔离集中治疗。

这些先后集中收治非典患者的医院是:地坛医院、佑安医院、宣武医院、北京胸科医院、丰台长辛店医院、402医院、协和医院西院、中日友好医院。

在当时,每当提到这些医院的名字,尤其是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大家都会本能的,心里咯噔一下。

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可能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让人如雷贯耳。即使非典过后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会刻意绕行。

2003年4月末,北京地坛医院内,一位非典患者痛苦地煎熬着,两天后离世。与他同患非典的妻子数天前已先他而去。

可是,病人还在不断倒下,医护人员也在不断倒下,为了容纳更多的非典患者,没多久,一个让人更加印象深刻的医院,在七天之内,拔地而起——

小汤山医院。

小汤山医院原本是一座疗养院,离最近的居民点500米,四周环境空旷,便于机械化施工。京密引水渠在小汤山疗养院北面4公里,污水可经专门处理,不会影响北京市水源。

小汤山医院在昌平。

我们学校,也在昌平。

随着昌平要建设大型非典医院的消息传开,我的手机和我们宿舍的电话就像炸了锅一样。

昌平人民如临大敌,据说甚至有人搬家。小汤山附近的村民每天轮流站岗,并设了路障,害怕和有小汤山医院有关的任何人、车辆,哪怕是一只猫,进到村里。

我们呆在宿舍里哪里都不敢去,当然,没有小汤山医院,我们也一样是哪都不敢去,也去不了。

2003年5月2日凌晨,一辆辆救护车载着来自北京各医院的非典患者,驶入小汤山医院。在此之前,来自全国各军区的医护人员,已经提前进驻了这个普通人避之唯恐不及,提一下都嫌晦气的地方。

5月5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支援北京抗“非典”医疗队宣誓坚决打赢抗击“非典”战斗。

这些“精兵强将”,给北京已经持续多日疲惫不堪的非典战斗,注入了新的力量。

2003年5月12日,小汤山医院里医护人员正在对患者施行抢救。

2003年5月16日,大批抗“非典”物资运往小汤山医院。

2003年5月19日,解放军小汤山非典医院接诊队,在隔离区门口迎候重症患者。

一位年轻护士虚脱在工作岗位上,战友们为她消毒、换装后,把她背出污染区。

就在大家都在想,这个病到底还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才能研制出特效药的时候……

它自己悄无声息地撤退了。

是的,非典不是治好的。

很多人觉得,非典是治好的。其实不是。是病毒不喜欢天气热,自己走了。

2003年5月19日,北京非典新增病例数降至个位。

2003年6月10日,北京连续三天保持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既往确诊病例转为疑似病例数均为零的“四零”纪录。

2003年6月20日,小汤山医院最后18名患者出院。在短短51天里,这座全国最大的非典定点收治医院完成了从组建、运转到关闭的全过程。

2003年6月20日,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医务人员为彻底消毒后的病房贴封条。

2003年6月21日,小汤山非典医院安全督导办公室主任焦卫红为胜利哭泣,给大伙敬礼,在她们的努力下全院1383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学校复课,企业复工,只是很多人大夏天还不愿意摘下口罩。

非典,就这样,突然地来,又突然地走了。

确切地说,我们并没有“战胜”它。

6

是的,我们没有战胜它。

它带来的伤害,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得多。

因为当时并没有特效药,抗生素对非典病毒无效(和目前的新型冠装病毒类似),为了抢救生命,激素类药物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激素的副作用导致部分患者股骨头坏死。

股骨头坏死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又被人称为“不死的癌症”。留给非典“幸存者”的,是伴随一生的痛苦,和更加持续和致命的的身心双重打击。

2003年,感染了非典的妻姐夫妇从哈尔滨来北京看望方渤一家,结果方渤夫妇以及女儿女婿均被感染。方渤的妻子和妻姐在这场灾难中不幸病逝。非典痊愈六月后,方渤被诊断为骨坏死。2005和2006年他分别做了两髋的股骨头置换手术,之后,他的双肩和双膝也陆续出现骨坏死。方渤说:“我全身的骨头就跟石膏一样脆弱,骨头会不可逆转地塌陷下去,直至瘫痪或死亡。”方渤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会突然哭起来。

还有很多患者,呼吸系统留下了不可逆的伤害,比如肺纤维化。

更悲惨的是,有的患者出院返乡,不被亲人、朋友、邻居、同事接受,最终,非典没能杀死的人,选择了自杀。

很多人因为严重的后遗症,失去了工作能力。虽然政府派发了一定的补助,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依然很差。重度抑郁症、狂躁症、自闭、敏感、焦虑,渐渐成为非典后遗症患者生活的常态。

2003年,杨志霞一家9口人感染非典,一个月里,她陆续送走了四位亲人——父亲、母亲、丈夫和弟弟。03年8月杨志霞恢复了上班,04年1月查出股骨头坏死。

所以,我一直觉得,对目前正从武汉扩散到全国的疫情仍然没有敬畏之心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非典。

或者说,他们并不了解非典。

虽然二者不能等同,但是,看完上面的这些,你能说没有一点借鉴意义吗?那些流过的血和泪,不能白流。

截至今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确诊319例,北京的地铁上,一半以上的人,还没有戴口罩。很多人,还要回家过年。

过完年,又是一个春天。

希望天佑中华。

希望我们,在灾难面前,永远有天使护佑。

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使有危险的时候,能护佑我们的天使。

这样2020年的春天,才不会太冷,太长。

此刻,戴上口罩,就是最好的爱国,请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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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誑の電悩

瘋誑の電悩
     2 楼
那年我在河北的东方大学城里的新东方学习。。。。还好锁城前安全回老家了

cher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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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楼
非典爆发前刚好感冒发烧请假在家休息一两天
回学校上课的时候班主任各种问候,我就说普通的感冒呀 现在好了体温也正常了 于是就让我回去上课了
非典爆发后 发热的同学是要被隔离的

ID:100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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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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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同学

马斯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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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在北京,学校戒严了,出不去进不来

jamison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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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楼
当年上午从学校跑回家 下午就封校了 在家爽了几个月游戏 真的是无聊 坐着北京公交 转遍了北京的各大公园 那时候街上真的没人 公交车跟专车无异

huan0919

huan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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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楼
当年还小,还一直羡慕别的地方停课,我们这没被攻陷还要一直上课,现在想想真是万幸,希望这次也能躲过去吧

tedtiandi

tedti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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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楼
历历在目...我在北京...

zyg-grace

zyg-grace
     9 楼
03年那年我已经上班了,非典袭来,但是单位也没有放假,但是单位派了几辆车,每天早上亲自到每个员工的家中去接人上班,不让做公交,那时候公交车也没有停运,但是车上人人都带着口罩,我带了几天,觉得太憋闷,就放弃了。那时候太年轻,刚大学毕业,根本就没有那种忧国忧民的心,完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然后,几个月后,啥事儿都没有了,那时候北京的同学都说天天大街上救护车哔哔的响,心里的确恐惧,可是我没有那种感觉,因为我所在的城市没有太多感染的,可是今天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更加珍惜生活和生命,感受和那时候完全不同,愿天佑祖国,天佑多伦多,灾难尽快过去。。。。

magudo

magudo
     10 楼
那年就在多伦多,宅

zhangxifei1

zhangxife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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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楼
非典那年登上了移民飞多伦多的飞机

yosemite1982

yosemite1982
     12 楼
这贴暴露年龄

03年在武汉,没想到17年后武汉也沦陷了,而且是主角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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