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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 回复 1 谈谈侵华战争鬼子刀的那些事儿

HollyMon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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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本土除军人外的客户一概拒绝出售日本刀,更禁止与套利的买家交易,1937年7月底的东京各刀剑店统一表态。7月7日,东京市的刀剑价格涨了两倍,此后一路上升。此时,日军增兵华北以全面侵华,不过日本刀的价格远未到最高点,因为规模巨大的淞沪会战尚未开始。“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客人的数量是平时的十倍。二三百人来看刀,买走的都是百元以上、便于挥砍的,也就是所谓的实用型刀。最近,客人中的大部分和平时那些出于爱好砍砍草靶,试试感觉的客人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刀剑株式会社社长伊藤英在当年的一次采访中这样告诉《东京日日新闻》(于1872年2月21日在东京浅草创刊,后被《大阪每日新闻》兼并,又几经合并,是日本全国性大报《每日新闻》的前身之一)记者。






日本刀是旧日本帝国军队中的一幕独特风景,也是侵略战争中最具象征意义的物证。它之于日本不仅仅是杀人的冷兵器,更是一个图腾、一个神圣的信物。代表非正义的刀和挥刀者,成为战时日本媒体报道的宠儿;刀和刀背后的故事,成为国家总动员的一个缩影。







染满血的日本刀

中国战场上,关于日本刀最著名、最邪恶的故事,便是发生于南京大屠杀前后的“百人斩”。第16师团的两个少尉野田毅、向井敏明,在上海到南京的进攻途中展开劈人竞赛,谁先用刀砍死第100个人,谁就获胜。《东京日日新闻》派4名随军记者,隆重报道了两位杀人魔王的战绩。







按常识,最优质的日本刀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砍100人,即便对方引颈受戮。砍不了几个人,刀就卷刃、崩口了。任何人想在肉搏战中砍死100名敌军,都属天方夜谭,若能完成十分之一目标,足以成为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







在媒体宣传中,两人都完成了“百人斩”,顿时被树立成典型。虽然战绩严重缩水,但他俩皆明目张胆屠杀了战俘和平民,更重要的是有一堆日本报纸可以作证,两人在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既是罪有应得,也属吹牛害死自己。




“百人斩”不是孤例,“五十人斩”、“三十人斩”、“十人斩”之类的事迹在战时日本报纸上俯拾皆是。用日本刀砍死敌人,被日军视为不同寻常的英雄行为,不同于用枪炮射杀对方。日本媒体则乐得其所,对日本刀战绩的报道近似狂轰滥炸,在后方制造出日本刀无坚不摧的神话,煽动民众更癫狂走向战争。《南京大屠杀史料集·34:日本军国教育·百人斩与驻宁领馆史料》一书,翻译了战争初期日本报纸上大量与日本刀有关的报道。










某军官手持日本刀带领属下冲锋,在肉搏战中砍豁了宝刀;某军官在枪林弹雨中泰然处之,一边拄着军刀,一边抽烟;某军官身背阵亡部下的骨灰盒,挥刀冲向敌阵地;某刀法娴熟、勇气过人的军官大破敌军的青龙刀(日军对中国大刀的称呼);某军官多处中弹后血流如注,仍挥刀不止,直至死亡……此类掺水不一的故事层出不穷。







“来这儿以后每晚两三点钟才睡,早晨5点半就起,直到刚才还觉得像是准备考试时一样睡眠不足,觉得不舒服,但瞻仰这刀之后就觉得精神一振,神清气爽。”曾任天皇侍从的陆军少尉户田康英有一把御赐的日本刀,他在1939年底接受《东京日日新闻》采访时感慨刀带给他的精神力量,“今后在战斗中,我要时常用这光荣的军刀鞭策自己,发誓为国家、为皇军奉献这渺小之躯。”此时,户田正在广东山区参战,他将刀收纳于紫绸刀袋里,只有冲上对方阵地时才郑重拔刀。







“户田少尉凝视的双眼中闪动着感激的泪光,心中一定在发誓要化身为肉弹,完成让与皇国为敌的支那军觉醒的伟大任务。”报纸写日本刀带给户田的精神作用。当读者对日本刀冲锋陷阵及鼓舞战斗意志的故事产生审美疲劳时,更新奇而荒诞的故事因运而生。




1940年6月24日,《用日本刀为灵魂输血,机上处之泰然的重伤射手》一文刊在《东京日日新闻》上。海军航空队以日本刀为道具,做了一次造神宣传。轰炸机上的三等军曹高桥千春被中国的苏制战斗机击中腹部,肠外流、大失血的他一度昏迷过去,醒来后请求机组成员拿来他的护身刀,“手握着刀,唰地一声抽出刀鞘,凝视着刀身,渐渐镇定下来。随后,他向着东方的天空行礼,轻声说着与父母惜别的话,怒视着已经撤退的敌机,‘啪’的一声倒下了。”飞回基地后,高桥被急救,同僚问当时为何拔刀,他答:“为了让散乱的精神凝聚起来。”高桥于当天死亡,留下一个虚幻的背影和一段荒诞不经的事迹供国民感动。

高桥的神话有一个大背景,更突显日军对日本刀的痴迷。全面侵华战争伊始,带日本刀上飞机即成为一种时髦现象,陆军和海军的航空兵趋之若鹜。《福岛民友新闻》在1937年8月28日写道:“现在连空袭部队的勇士们也带着战刀上了飞机,正踊跃地踏上征途。”

暴走的日本刀

日本被“黑船”强行打开国门后,西风日渐,象征武士精神的日本刀被顽固守旧者供奉起来,象征意义从武士精神升华到国粹主义。明治维新需要对旧的社会结构进行重组,公家、大名等贵族被改成“华族”,武士被改为“士族”,他们在新建立的中央集权下失去了太多特权。1870年,明治政府禁止庶民带刀。1872年,“散发脱刀令”出台,武士不得带刀。1876年,全国范围内任何人都禁止佩传统日本刀。政府允许军队和警察佩刀,但多是西式指挥刀,只有礼仪意义,无实战价值。

叛乱的武士阶层挑起了1877年的西南战争。政府军虽列装步枪,但训练不足,在与萨摩武士的白刃战中多次失利。无奈下,旧会津藩士族临时组成警察“拔刀队”参与白刃战,取得丰富战果。

拔刀队一时声名鹊起,日本教育家外山正一在1882年写诗《拔刀队》,“皇国之风武士魂,维新更新日本刀……”遂传诵一时。紧接着,法国人作曲的《拔刀队》在1885年面世,歌曲盛传于民间和军警中,很快被改成《陆军分列式进行曲》,一直沿用至今。《拔刀队》发明了“大和魂”一词,它以现代的民族和国家概念,包装了日本刀和大和魂,传统的武士道精神重新抬头。不过,日本社会继续在西化大陆上大踏步前进,1889年起,陆军军官配备清一色的法式军刀,上有代表皇室的樱花花纹。

一战后日本经济长期不振,待大萧条来临后更加难熬。恶劣的民生经济催生了国粹运动兴起,日本军民日益好斗、反西方,大正民主时代的痕迹最终越来越淡。1933年初,国内呼吁复兴日本刀、提倡日本精神的声音日益高涨,1933年的长城抗战则加速日本刀代替西式指挥刀列装军队。

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的装备、战术训练与日军差距悬殊,在中国军队全线失利的阴影下,29军大刀队夜袭喜峰口一跃成为绝佳的战时宣传素材,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敌意志。尽管真相是大刀队损失惨重,战果甚微。日军没有被29军的大刀队击败,却败于中国的舆论攻势。“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以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朝日新闻》评论。

首先,当时日军只有军官和军曹(士官)有资格配备军刀,中国军队遭遇的持刀日军远少于持步枪刺刀者。其次,现代战争中肉搏战发生的频率并不高,况且日军有肉搏利器——刺刀,刺刀效果远胜于砍刀,军官和军曹还有手枪,故日军在短兵相接时不必依赖砍刀。日军体质、训练水准都压倒中国军队,无论是远距离交战,还是近距离搏斗,优势全在日军一侧。反观29军,大规模配备砍刀是解决刺刀匮乏的无奈之策,因为刺刀的制作工艺比刀复杂,不合格的刀能将就着使用,不合格的刺刀则一经碰撞就折断报废。

虚假的刺激下,1934年初,皇道派领袖、陆相荒木贞夫让中队级军官恢复佩戴日本刀,以激励陆军士气。日本从此废除明治以来的西洋指挥刀,然此时会打造传统日本刀的刀匠已所剩无几。在荒木的鼓励下,一家铸刀坊“日本刀锻炼会”于1933年开在靖国神社内,这家作坊在日本投降前生产了超过8000把“靖国刀”。荒木于次年修改行业规定,勒令所有日本刀以镰仓时代的样式为标准。

战争期间,日本刀包括纯手工刀、半手工刀、纯机械制刀。手工刀是遵古法锻造,颇费人力,无法量产;半手工刀未经折叠锻造,但刀刃经过淬火程序;机械制刀未经折叠锻造,刀刃也未淬火,日本称其为“铁棍”。数量最多者,当然是做工简单、批量生产的“铁棍”,它无一丝实战价值,但能满足军人持有一把刀的荣耀感。

全民为刀疯狂

现代战争是总体战,全国上下所有人和资源都服务于战争,自1918年就升级为工业国家的日本自然不例外。卢沟桥事变刚爆发,日本媒体就紧密启动战时宣传机器,寄托了国民精神的日本刀理所当然成为报道重点。中国战事日益激烈,日本动员一个又一个师团奔赴侵略战场,市场上的日本刀已经供不应求。在媒体和各种极端右翼组织煽动下,有人开始号召捐献日本刀。武汉会战刚结束的1938年11月,“军刀报国”运动开始,号召民间将家藏的日本刀捐献给前线军人。

为战争狂热,并非生活的所有,日本民众不全是公而无私。1938年12月14日《读卖新闻》披露,福岛县“军刀报国”运动进展不顺,登记的刀数不及估计数目的三分之一。民众认为政府是半强制性收购刀,故舍不得拿出自己的爱刀,须贺川市町居然不出一把刀,县报案课长说“出现这样的结果真是令人有点心寒”,报纸指责民众“不忠不义”。

“希望不要再顽固死藏,为了皇军,发挥祖传宝刀的价值。”《福岛民报》在1939年2月1日引用在乡军人会参事、陆军少将平田重三的话。政府绞尽脑汁,发动在乡军人会,召集更多刀剑鉴定者、商人和爱好者以增加公信力,被鉴定适合作为军刀者,由政府出适当的钱征购。日本政府还算是保留了一点理性,认定名刀作军刀太可惜,将遇到的名刀返回原主。在地方政府推动下,运动最终取得了满意结果。

创建于1935年的大日本军刀匠协会,组织了数百名刀匠分批上前线为军人服务,除现场修理刀具外,还发放军刀保养用油,研究军刀的实战经验。第一批刀匠,在1937年9月14日动身,“刀匠挺身队”一时成为耀眼的明星。

《东京日日日新闻》1938年8月11日报道,炮兵工厂的军刀修理部一行7人来到安庆,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一直为军人修补军刀,他们都是大日本刀匠协会成员。媒体强调,这7人不顾工厂让他们收费的命令,以部队工作人员的身份免费服务,连续工作10天,平均一天能修补四五十把刀。“听到他们到达的消息,申请修补军刀的将士争相报名,出现你推我挤的盛况。”

战争动员多样化,掀起剑道热也是一手段,“刀剑国民精神总动员”成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一部分。“起来!全日本的学生青年剑士。此刻应团结一致,竭力剑道报国,勇立于克服困难的圣战第一线,扬我日本青年意气。”全日本剑道联盟的会长菱刈隆大将在1938年1月向全国各校剑道部发布檄文。一个月后,国民精神总动员剑道大会召开,号召学生在清晨严寒中苦练剑道,与正在中国北部作战的日军一起感受寒冬之苦。

宣传剑道的文章、剑道比赛与日增多,1939年是日本建国2600年,剑道活动达到高潮,以日本刀为主角的传统仪式接连不断。剑道具有明显的准军事训练色彩,以至于美军占领日本后一度废除剑道。

留守后方的妇女,也是宣传重点。1937年底,村山警部补夫人将出嫁时带来的50日元购回一把日本刀,送给即将赴中国作战的丈夫。这一时成为美谈,她被誉为“当今一丰之妻”(16世纪日本武将山内一丰之妻山内千代是著名的贤内助)。

媒体宣传群起效仿,很快就产生了第二个“一丰之妻”。东京市31岁的Kiyo接到丈夫从上海前线发来的信,丈夫希望有一把日本刀,于是手头拮据的妻子变卖身边物品,但东京的刀几乎断货,她只好赶到丈夫的出发地,买到一把70日元的刀并及时送给丈夫。《东京日日新闻》在1937年13月10日刊登此事,赞颂此刀“饱含真心”。




拖“圣战”后腿的糗事

就在日本上下一致走向侵略战争时,围绕着日本刀也发生了一些不和谐的丢脸事。《福岛民报》在1937年9月2日报道,家住仙台市的山田武从狱友妻女手中骗取了日本刀和衣物,将其典当后潜逃。警方发出通缉令,一年半后他在东京被逮捕,第二次入狱。该报在1938年3月4日报道了又一起诈骗日本刀事件,一个祈祷师告诉病人“这个家里有刀作祟,只要把刀贡献给神社就可以了。”祈祷师拿到对方总价值达600日元的3把名刀后,以420元卖给古董商,遂遭逮捕。

除了诈骗同胞的家传宝刀,还有奸商犯下“人神共愤”的劣迹。1937年10月,福岛县刀剑商关川斌空手套白狼,从民间收购日本刀后卖给即将去中国战场的军人,他未付款给供货者,拿着“不义之财”在料理店大快朵颐时被抓获。“蚕食出征事变的将士及地方民众的恶徒被棚食警察署逮捕”当地媒体如此痛打不法商人。

以上的不光彩行为,并非“破坏”侵略战争的偶发事件。淞沪战事激烈,日军不断增兵,对日本刀的需求剧增,更多奸商以次充好地将劣质刀具卖给出征军人,这必然破坏军队战斗力、降低士气。“由于市井中时有劣质刀剑销售,此类刀剑使用时易折易弯,且在锋利度及强度等方面也存在缺陷,而不法商贩却宣传期拥有相当,甚至高于以往日本刀的价值。”《东京日日新闻》在1937年9月21日揭露奸商劣迹。为此,内务省于当天召开恳谈会,邀请军队、警察、民间组织的一群负责人,商议取缔劣质日本刀事宜。




取缔行动在紧锣密鼓进行,1937年10月12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刀剑商中竟有些不法商人乘机以昭和刀、超日本刀、耐锈刀等急制新刀冒充自古以来的日本刀,大肆宣传,卖给出征将士,谋取暴利。”内务省在一天前公布了全国严格取缔不法刀剑商的政策。警视厅对东京的刀剑商严厉通告,必须对顾客明确标注这是依照古法锻制的刀还是急制的新刀。

战争是综合国力的消耗比拼,当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败局指日可待。最终在美军的压倒性优势前,日本刀不再灵验,神风特攻队也无效果,日本自食其苦迎来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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